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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国盛典结束已有数个小时，可那振奋人心的锣声鼓声踢踏声，还响彻在我耳边。这场胜利实在来之不易，与它相通的路更是尸山血海，举步维艰。我走过，我的战友们走过，却是我蹚过血海，他们组成了尸山。想到过往种种，心绪难平，需得动笔写点什么，方能舒缓一二。钢笔吸饱了墨水，笔尖还未落到纸上，竟先留下一个圆圆的墨点。我愕然，转而潸然泪下。故留下此篇，怀念我那位与钢笔缘分颇深的朋友——左秋明
•01
我与秋明相识于一九三五年的夏天。
那是南京最美的时节，满城两万棵法国梧桐树，都卯着劲地生长。新叶叠旧叶，绿意盎然，直指天际。
彼时，我刚脱下教书先生的青衫。国势动荡，那东西再也兜不住我的爱国情，我揣着一腔的报国热忱，踏进培训班，誓要拿枪杆换笔杆。
我在这里是有些格格不入的。同学们大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，是“天子门生”，各个出类拔萃。秋明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比他们更出众，但又和他们不一样。当时我不明白这种感觉由何而来，后来明白了，可……罢了，先不说这些。
秋明生得周正，大眼睛，爱笑。第一天训练结束，大家都筋疲力尽，累得一句话不想说。我冲完冷水澡回到宿舍，秋明正靠着上下铺的梯子，看见我先弯了嘴角。
“还没跟你打招呼呢，”他伸手过来做自我介绍，“左秋明。”又说：“你之前是师范生吧，侦察做得真好。”
周围的同学已陆陆续续上床准备睡觉，我握住他的手，小声地回应他的热情：“谢谢，我是林楠笙。”
秋明爽朗地笑了：“说这么小声干什么。”
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。从那以后我们就熟络起来了。
培训班要学的内容太多，像侦察、监视、通信这一类，只需要动脑子的任务，学起来还算得心应手。可一旦涉及体力上的，擒拿格斗、越野长跑，我就力不从心。
尤其是长跑，刚开始跑，每次到最后，喉咙里都是血腥味。秋明总在训练时回头等我，有一回被教官发现了，就责罚他改负重跑，我不到终点，他也不能休息。事后我愧疚难当，让他不许再等我。秋明却挥挥手，不甚在意，只说你要实在过意不去请我吃蛋糕就好。
我知道，秋明爱吃的是冠生园那家海绵蛋糕，围一圈简单的奶油裱花，上面再放一颗红红的糖渍樱桃，又甜又腻，他喜欢得能当正餐吃。
可惜还没等到我得空去一趟冠生园，就要离开南京了。临行前，秋明来送我。去上海意味着，特训班的演练变成了实战，我能切切实实地报效国家了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可中国这么大，也许此次一别，再难相见。想到此处，不免悲从中来。
也许是看出我神情滞涩，秋明便问怎么了，我老老实实地说了，他就笑。秋明只年长我一岁，却一副洞明世事的老成样子。他从口袋里摸出支钢笔放到我手上，给我当送别礼。是他常用的那款，赛璐珞的笔身已经被磨得发亮，呈现一种温润的玉的质感。
秋明说：“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，我们终究会相逢的。”
秋明说：“你走吧，我目送你。”
我把带着温度的钢笔攥进手心里。
•02
如秋明所言，转年初春，我们就再见面了。
那时候朱怡贞刚死里逃生，离开上海不久。任务失败带来的不是挫败，而是一种迷茫。生平第一次，我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，局势风雨飘摇，国家内忧外患，我们却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。
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我就望着窗外那轮清幽的月亮出神，它照过千百年来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，如今又冷冷地照着这片被撕扯的土地，事不关己。
我的一切苦闷春天都不知道，它照常来。在所有死过人流过血的地方，不管不顾地长出一片片新绿。
我们在这片新绿里重逢。
秋明有了些新变化，头发用发油梳起来，穿着板板正正的西装三件套，活脱脱一个上海小开。但又没什么大变化，让我请客吃蛋糕的狡黠神情，和以前一样。
两个大男人在咖啡店吃蛋糕未免太惹眼，我们就一路从街角走到河边，难得轻松的时刻，恍惚间竟如少年游。
秋明一边晃着手里的纸袋一边轻轻吟道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……”
我接过话头同他齐声：“……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秋明的眼角漾开浅浅的笑纹，他说：“现在还不是归的时候。”
我们寻了一块僻静处，在长椅上坐下。早春时节，寒意尚未散尽，但秋明怕西装折出皱褶，就脱掉了外套，露出里面的马甲。他举起蛋糕示意我要不要一起，我摇摇头，看着他吃。
秋明吃蛋糕不用叉子，就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一角，一口一口咬着吃，吃得又快又急，还跟在特训班似的，做什么都要争分夺秒。我们也跟从前一样，我能看出他谎言下的真实身份，他能看出我不愿多说的挣扎困境。
话讲到这个程度，已经不用说得再明白了，我们一时无话。秋明开始拆第二个蛋糕的包装，我支着身子看向远方，有几个孩子在放风筝，风筝摇摇晃晃，飞不高，可也一直没掉下来。
唯有此刻，天远地轻。
几天后，我在金利源码头送秋明，他的任务顺利完成，要回香港了。码头上人来人往，汽笛声此起彼伏。现如今，我们都是蒲公英的种子，是没有根的浮萍，可我还是固执地问他。
“也不知道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？”
有些话，问出口的时候，就知道答案了。
秋明从我手里接过箱子，手指在我手背上轻轻按了一下，很快又松开。他转身走向码头，背影在人群里时隐时现。
走吧。
他高高地扬起手臂，挥了挥，没有回头。
我目送你。
•03
一九四二年，我在香港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冬天。
那一颗贯穿了我和朱怡贞的子弹，不仅在我的肺上留下致命的创伤，还在我的心里划开了一道关不上的口子，从里往外，无休止地吹着上海弄堂里的风雪。
除了醒来的第一眼看见的是秋明，我确定了他还活着，他没有因为这混乱的世道而悄无声息地死在哪个角落，再没有别的好事情了。
在医院的每一天，于我都是度日如年，身体上的痛苦尚可忍耐，精神上的折磨难以忍受。秋明为了让我能更好地恢复，把我送到日本陆军医院来，这里的确有最好的外科医生，可也有更多长得像人的畜牲。
我要说着他们的语言，附和着他们的言论，听他们是怎么侵占我的国土、杀戮我的同胞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要维持住脸上表情，要足够的云淡风轻。
恨意，如同滔天的火，要把我熬干了烧穿了，却看不见未来一点光亮。每个难以入眠的夜晚，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空荡荡的胸腔里回响，像极了一口渐渐干涸的深井。
我还不如去死。
和秋明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蹲下来，表情严肃地看着我，像看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。
“我在日本间谍商社工作这么多年，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。”
我在他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样子，形销骨立，状如野鬼。
“忍耐，是我们活着的成本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还活着。”
他两只手握着我的两个手腕，温热的，最柔软的手铐，我却动弹不得。
三月份，医院里的白玉兰开花了，我也终于不再需要靠轮椅出行了。秋明拗不过我，为我办理了出院手续。
我拖着初愈的身体，和比身体更沉重的灵魂，住进了油尖旺区的一间公寓。公寓很旧，楼梯吱呀作响，仿佛随时都会散架。
那段日子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就像一盒被颠来倒去的罐头，一塌糊涂。
枪伤的彻心彻骨、朱怡贞的生死未卜和报纸上侵占消息的接二连三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我又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，整夜整夜地看月亮。香港的、上海的和南京的月亮，有什么分别，我想不明白。
等到天空像褪色的贺卡一样从边缘泛白，等到月亮也淡淡地隐去了，我才准备睡觉。拉上隔绝天光的厚厚窗帘，回到我自己小小的幽闭的黑色世界里去，时间也失去了意义。
我就这样昼夜颠倒地过了一段日子。
期间秋明来看过我好几次，带来药物、生活用品和外面新鲜的空气。他会关心我身体恢复得如何，会提醒我哪些食物再不吃就过期了，甚至会帮我收拾那些散落一地的衣服。
我有时候说知道了，有时候说你放那吧，更多的时候是沉默。沉默地看着秋明在房间里忙活，我心里有个声音喊着你的情绪不应该让朋友承受，可身体却沉重得陷在沙发里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一直持续到，我收听了延安广播的那一天。
《论持久战》
•04
在上海，我常把“牺牲”和“为国捐躯”挂在嘴边。那时候的我，就是一张皮兜着滚烫的血，只要有机会，就恨不得把自己一滴不剩地泼洒出去。
秋明不说这种话，他总是充满希望——临别前的祝福是“好好活着”，重逢后的感叹也是“你还活着”。
可他没能活着。
一九四二年春，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。
咖啡馆外的那条街上，秋明看了我最后一眼。再见，是在报纸的认尸广告上。角落里小小的一个方框，黑白色的秋明的脸。
原来是一场诀别，并没有遗言。
那天，我又走到维港边，同一张长椅。
不久前，我与秋明在这里深切地聊过，关于延安、关于《论持久战》、关于胜利的希望。
秋明拍着我的胳膊，压低的声音也难掩兴奋：“我相信他的结论，这会是一场持久战。中国必胜，日本必败！”
当时我心中澎湃如万马奔腾，胜利无需低声耳语，我对着大海喊：“必胜！必胜！”
他先是被我大胆的举动吓了一跳，紧接着和我一起笑出声来。我轻抚着胸口，激动得心脏要跳出来，感觉前方光芒万丈。
太阳缓缓地沉没，留下一片忧郁的昏黄大地。我靠在椅背上良久，海风迎面吹来，落在脸上湿湿的、凉凉的。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认尸广告一连登了三天，站里都没有任何动作。我冲进站长办公室问为什么，如果是怕暴露我可以安排善堂处理，如果是另有安排我也需要一个解释。
然后我得到了答案。
——“我们首先要搞清楚，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。”
我只觉得荒谬，大敌当前，将士为国而死，上级最在乎的居然是他的身份是否单纯。
从站里出来，外面已经下起了大雨。灰色的天，灰色的地。我站在屋檐下，风也把雨丝吹进来淋湿我的肩头。整个世界都被泡在水里，凉得透骨。
站长说会另有人来处理秋明的事，我不能赌，我得给善堂写信。
用秋明送我的钢笔，写下对秋明的遗体认领书。
“……该逝者身份不明，身后凄凉，无人料理，其情可悯。恳请贵堂能施以援手，代为处理遗体的后续事宜。”
电扇叶转啊转啊，在信纸上打下一段段阴影，那支钢笔像怎么都捂不热一样。
“冒昧相扰，不胜惶恐。顺颂，慈安。”
还没等信寄出去，报纸上的广告就换了新的，有人把秋明带走了。
是一位身穿长衫的老人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好像并不惊讶，只说带我去个地方。我们走了很久很久，才走到一处荒草丛生的偏僻之地，停在一方石碑前。
我跟在他身后，心里已隐隐约约知道了什么，却依旧问了一句：“这是？”
“左秋明烈士。”
他说是左秋明烈士。
左秋明，烈士。
几乎是话音刚落，我的鼻子就酸了。好像听到这两个字，审判之锤才重重落下，声色俱厉地告诉我：这世上，再没有左秋明了。
我轻声地问：“他怎么走的？”
老人沉默了几秒才说：“中了一枪，伤势过重，不治身亡。”
秋明被捕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亲眼所见，那一枪打在他左下腹，贯穿伤。以日军医院的医疗水平，不可能有生命危险。
但我什么也没说，有些真相知道了比不知道更残忍。
我蹲在墓碑前，一块灰扑扑黑沉沉的石头，下面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，他的一生就此收束，连个姓名都不能留下。
我的泪水决堤而下。
秋明，你疼不疼啊。
•05
时至今日，我与秋明已相识十四载。
他认识我和离开我的时间，刚好各一半。七年相伴，七年相隔。
一支钢笔写不完我们的故事，我笔下一顿，忽觉已泪流满面。
屋外的树枝摇晃着，叶子哗哗作响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些叶子就会变黄、焦枯、掉落，慢慢腐烂在土地里，留下一棵光秃秃的树面对寒冬。
但是没关系，我知道，等到明年春天，那些看似枯死的枝头，又会冒出嫩绿的新芽。就像过去的每一个春天那样，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。
窗子开着，夜风柔柔地吹进来，硝烟散尽后，是新时代的气息。
秋明，我们在一条路上，一定会重逢的。
——写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深夜